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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归正传单田芳一
单田芳先生是当今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，他说了50年的评书，有录音记录的评书他说了有109部，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，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，可以播到2036年。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从反映商周时期的《封神榜》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，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。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，目前，单田芳书场在全国共有五百多家广播电台联盟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播出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作品，时长不等，最短的每天一讲，三十分钟，最多的每天六讲，三个小时。每7个中国人中，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，他的听众将近2亿人。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，千万别沾，沾上就上瘾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单田芳。，他被听众誉为被誉为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、“书坛常青藤”、“评书大王”。
1935年11月11日单田芳伴随着那年的大雪来到人世，据说，为了坚持完成当天的演出，母亲差点儿把单田芳生在舞台上。也许这正注定了单田芳一生与舞台结缘。然而，旧社会的艺人地位极低，母亲不想让儿子走自己走过的路，一定要让他读书。 母亲王香桂是西河大鼓的顶尖高手，父亲单永魁是王香桂的弦师，夫妻俩走一路、红一路。尤其是“闯关东”以后，东北三省便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。孩提时代，单田芳始终随着父母往来于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之间，飘摇沉浮。
1939年，王香桂和单永魁来到齐齐哈尔，当时，单田芳刚满五周岁，需要人照顾。王香桂的两个学徒月梅、小梅自然充当了免费保姆。不就是看管一个几岁的毛孩子吗？结果，小姐儿俩想错了，这个五岁的“大全子”（单田芳的乳名）居然是超级“淘气包”。在单田芳的成长岁月中，他目睹了侵略与战争，也见识了生生死死的“人间地狱”。后来，他的评书里不是江湖侠客，就是绿林飞贼，无论在什么名义下，只要涉及到战争的话题，单田芳总是念念不忘老百姓，他无限惋惜地慨叹：“又要打仗了，老百姓算倒了血霉啦——招谁惹谁了！”这种评书艺术中的“民本意识”，完全脱胎于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“我在评书演员里应该算是书念得比较多的，不是状元也是榜眼、探花。”单先生说。不过他又补充到：“其实我也不是用功的学生，刚解放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那么难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那时候大学每年有招生名额，结果报考人数连名额都没满，我就是属于那种‘捡露’捡上的。”不过，单先生这‘露’可捡着了，一连有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大两所学校录取他。为什么选择这两所学校，单先生坦言：“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好，全是听别人说的。上东工是因为‘学会数理化、走遍全天下’而且一旦职称成了工程师，一个月就能挣120块。上医大呢，我当时是想穿着白大褂干净，又受人尊重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报了这两所大学。”“本来我可以顺顺利利念上大学，可偏偏临开学前几天得了痔疮。重得必须做手术，第一次手术还没成功，做了两次手术才好。这一下子就耽误了好几个月。一上学，本来其它科目就不太好，最不好的就是俄语，越拉越多，渐渐对上学就没了兴趣。”正在单田芳对未来没有方向的时候，父亲的一位朋友，沈阳曲艺团的李庆海老师劝单田芳说：“你既然不想念书了，为什么不从事曲艺呢？你们家这么好的艺术根基，老祖宗的东西应该传下去啊。”就这样，单田芳走上了艺术之路。是李老师为他取了现在的名字。
1954年10月1日，单田芳和王全桂在营口正式结婚。那年，新郎刚刚十九岁。婚后，单田芳仍旧赋闲。正当他坐卧不宁时，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，他就是师父——李庆海。李庆海是曲艺界的老前辈，早就名满关东，他从心里赏识单田芳。1954年，单田芳正式下海。1955年，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到鞍山。
1956年正月初三，单田芳首次在鞍山市内的茶社登台亮相，他带来的是拿手好戏《明英烈》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场演出还历历在目，至今想来，他还不断地唏嘘：“这关键性的一步是真难走啊！”
、在观众眼里，台上的年轻演员风华正茂、浓眉大眼，嘴角儿还挂着一丝谦和的笑容。人们七嘴八舌地品评着，单田芳深深鞠了一躬，稍微清了清嗓子，随后，娴熟地拿起惊堂木，“啪”地一拍，正式开书。早已滚瓜烂熟的《明英烈》就像洪水决堤那样，一泻千里。就这么气喘吁吁追赶了两个小时，最后终于说道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然后，鞠躬，下台。单田芳谢完幕，里边的棉衣都湿透了。此后，单田芳的心里越来越踏实，书也说得越来越“油”，整个鞍山城都传遍了：“听说了吗？最近，出了个新人叫单田芳！”
、为了历练自己，单田芳又选中了鞍山很少有人碰过的《童林传》。在师兄杨田荣的帮助下，单田芳一点就透，举一反三，可以顺着别人的书套子摸下去，能讲得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，行家听了绝不会产生“剽窃和改装”的感觉。《童林传》一炮红遍鞍山城，21岁的单田芳已经在鞍山这座曲艺重镇稳稳当当地扎住了根……
事业刚刚开始发展时，又赶上十年动乱。他被下放到农村，还整天挨批斗。满口牙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打掉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位好心人给他送信儿说，“明天还要狠批你，你赶快逃走吧。”于是，单田芳就只身一人跑到长春。过上了“亡命天涯”的生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想方设法通知了媳妇、孩子，全家人都来到长春。可是一大家人总要生活啊，单田芳自己不敢露面，就让不满二十岁的女儿上街去卖当时很流行的“水泡花”，他躲在家里制作。据单先生讲，那时他一晚上能做一百多个。他还把蜡化了，做成蜡鸭蜡鱼。飘在装“水泡花”的瓶子里很漂亮。可是，小小年纪的女儿上街叫卖却吃了不少苦。经常被当时的工商所、派出所“驱逐”，还有一次被打得满脸瘀青。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看着被打得脸都肿起来的闺女，单田芳心疼得放声痛哭。“全怪爸爸没能耐，让你受苦。”可没想到一向内向的女儿一咬牙说：“让他们打吧，反正也打不死。我明天还卖！”就是这种卖一毛钱一瓶的“水泡花”养活了一家子人，直到1978年动乱结束，回到鞍山。回想起那时候的苦难经历，单先生说：“有时候我自己都想，那些事儿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吗？恍如隔世啊！”即使是那么艰难，单先生始终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活下去。“我们鞍山文艺界在文革期间，由于不堪忍受煎熬，自杀了16个人。那时候我就想，你们谁死我也不死。我没犯错误，凭什么不让我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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